And Then Steve Said

周末花了点时间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以前没有翻译长文的经验,时间也有限,难免有错漏,见谅。

该文刊载于去年10月的The New York Times上,报道了关于Steve Jobs和第一代iPhone设计及发布时一些事情。个人非常喜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比Walter Isaacson为Jobs写的传记还要精彩。读完回头再看看2007年首代iPhone发布会Jobs的演讲视频,完全是另外一种感受。在感受Jobs人格魅力的同时,也意识到,在台上舌灿莲花的genius,背后有着这样一群战战兢兢的工程师们在等待大考。有意思的是,在大考前他们能做的都做完了,帮他们参加大考,决定最终成绩的是台上的Jobs。

Genius都有自己的个性,最近听说王垠李杀的事情,也让人颇生感慨。

Steve说,要有iPhone

原文标题:And Then Steve Said, ‘Let There Be an iPhone’

原作者:Fred Vogelstein

Campbell通往San Francisco的55英里是世上最好的一段通勤路程。大部分时间是在Santa Cruz Mountains(圣克鲁斯山脉)东面那条宏伟空旷的Junipero Serra Freeway(280号州际公路)上驰骋。这里是在硅谷观看初创公司巨头为他的法拉第测速的最佳地点。也是硅谷手机信号最差的地方。因此,对2007年1月8日的Andy Grignon来说,这是他能静下来独自思考一下的绝佳地点。

这本不是Grignon通常上班的路线。Grignon是位于Cupertino(Campbell西边的一个镇)的Apple公司的高级工程师。通常,他早上会花刚好15分钟时间,开车到七公里外的公司。但今天有所不同,他要去见证他老板Steve Jobs在San Francisco的Macworld大会上创造历史。Apple粉丝已经央求了Jobs好几年,希望他能将手机放到他们的iPod里,这样他们就不用随身携带两台设备。Jobs即将实现这个愿望。Grignon和一些同事将在附近的宾馆住一晚,然后在第二天早上10点左右,和全世界所有人一起,观看Jobs发布第一代iPhone。

但是,当Grignon往北驶时,他并未感到兴奋,反而只有恐惧。硅谷大部分的台上产品发布通常都是预先录制好的demo1。他想着为什么要让糟糕的网络质量或手机信号毁了一个绝好的发布会?但是,Jobs坚持现场展示。这是让发布会如此迷人的原因之一。Jobs传奇里的一部分,是那些引人注目的产品发布会上几乎不会出现任何的小故障。但是,对于如Grignon这样的幕后人员来说,这些部分引起了更大的压力。

Grignon是负责iPhone所有无线射频部分的高级经理。这是个大任务。今天,手机可以为我们做很多事情,但说到本质,它不过是个花哨的双工射频通信设备而已。Grignon就是负责将iPhone变成一台真正(可通信)的电话。如果设备无法打电话,或者不能连接到蓝牙耳机或Wi-Fi,Grignon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作为iPhone最早的一批工程师之一,他为这个项目奉献了两年半时间–经常一周工作七天。

Grignon之前是Apple的iPhone排练组成员之一,后来来到了位于San Francisco的Moscone Center展示厅。他很少看到Jobs在90分钟的展示中一个小故障也不出。Jobs已经演练了五天。即使是排练的最后一天,iPhone依然会随机的掉话,或无法连接网络,或死机,或直接关机。

Grignon说:“一开始还觉得能参与排练里挺酷的,有点像信誉勋章的意味。”只选择了很少人参与此次排练。“但很快就变得非常不舒服了。我很少看到他变得如此烦躁。出现问题后,通常他只是看着你,然后非常严厉大声地咆哮‘你XX的毁了我的公司。’或是‘都怪你让我们失败了。’。”他非常紧张。而你永远感觉自己只有一英寸那么点高。和参于彩排的其他人一样,Grignon知道,如果在正式发布会上发生了小故障,Jobs绝对不会为归罪于他自己。“我们像过了100多遍demo,但每次都还有些小问题。”,Grignon说,“那真不好过。”

这次发布会是顶级机密。从星期四开始,直到接下来的一周结束,Apple都征用了整个Moscone。他们在后台搭建了一个近6平方米的电子实验室,来摆放和测试iPhone。在它旁边还建了一个休息室,里面有张Jobs的沙发。在那些房间和大楼的门口,都部署了10多个每天24小时值班的门卫。如果没有通过电子身份检查,或者和Jobs亲自审核的人员名单比对失败,谁都将无法进入其内。Jobs排练的会场只对少部分高管开放。Jobs执念于保密,以致于他想让Apple雇佣的承包商人员(从驻守展位和布置展台到到负责灯光音响系统的人),在他的发布会演讲之前,晚上全都睡在这栋楼里。他的助手劝阻了他。

Grignon知道,iPhone的发布不是一次普通的产品发布会。但是没人能预料到,那到底将是一个影响多深远的时刻。在随后的七年时间里,iPhone和它的衍生品iPad一起,跻身硅谷历史上最重要的创新。它们改变了平庸的手机产业。它们为一个全新的且利润丰厚的软件产业–移动应用–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个产业从2008年开始已经产生了超过100亿美金的利润。而且,它颠覆了数十亿美元的个人电脑产业。如果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销量中包含iPad,Apple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去年Apple总计销售了将近两亿台iPhone和iPad,比全球汽车总销量的两倍还多。

影响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文化上的。Apple的创新让人们彻底地重新思考人机互动机制。这不止是用手指取代鼠标操作这么简单。尤其是,智能机已然变成了我们大脑的延伸。它们已经完全颠覆了人们接收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想想它们对书籍,报刊,电话,广播,录音机,相机,录像机,指南针,电视,VCR和DVD,个人电脑,手机,电子游戏以及iPod的影响。智能机可以做以上所有事情,而你还能将它放入你的口袋。它的技术改变了我们在校学习的方式,改变了医生治疗病人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旅行和探索的方式。通过智能机,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接触和体验娱乐及媒体。

然而今天,Apple却身处围攻之中。2007年底,Google发布了Android,那是Google统治全球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的计划。从那一刻起,Google就不只是尝试追赶iPhone,事实上,它已经追上并成功打败了iPhone。从2010年开始Android爆炸式普及。Android占据几近80%的全球手机市场份额,而Apple已经下降到少于20%。iPad有类似的趋势:2010年iPad占据了平板市场的90%份额,而现在,60%以上的已售平板上运行的是Android。

最让Apple粉丝担心的是,不知道公司将驶向何方。2011年Jobs去世后,盛行的问题不是Tim Cook能否成功接任,而是这世上到底有没有人能够接任。Jobs任职时,Apple就像一台创新机器,每三至五年就会推出大量革命性产品。他告诉他的传记作家Walter Isaacson,他的另一个突破即将到来–电视界的革命。但在Cook治下,什么都没实现,而且投资者对其明显缺乏信心。今年九月,Cook发布最新款智能机iPhone 5c和iPhone 5s后,Apple的股价下跌了10%。一年前,Apple每股股价702美金,使Apple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而今,它已从最高点下滑了超过25%。

将任何人和Jobs相比,都是不公平的。在Cook任职Apple CEO的两年时间里,他不厌其烦的指出,Jobs已明确告诉过他,他不希望Cook用他认为Jobs想要的方式去运行公司,而应该用Cook自己认为必要的方式去管理。这是毋庸置疑的。当你回看iPhone是怎么产生的,可以明显发现,它和这个常有”无理需求“,以及具有不同寻常的能量的独特男人息息相关。

将时钟拨回到2007年一月,当Jobs决定发布iPhone时,很难说那不是一场赌博。不仅仅是因为他介绍了一款Apple之前从未生产过的新式手机,而是因为在他发布时,使用的还是一款几乎无法正常工作的原型机。即使iPhone要到六个月后才正式发售,他仍希望全世界的人们能有立即就要拥有一台的想法。老实说,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一条生产线都还没搭建好。总共只生产了100来台iPhone,而且手机质量各异。有些机器的屏幕和塑料边框之间有明显的缝隙;还有些在屏幕上有磨损。而且手机上运行的软件满是bug.

那时的iPhone可以播放一首歌或一个视频的其中一部分,但无法完整播放完一整段,因为软件会崩溃。如果你先发送电子邮件再上网,手机可以正常运行。而如果你先上网再发邮件,手机可能就会罢工。iPhone团队通过不断的试错找到一条工程师所谓的”黄金路径”。通过一个特定的方式和顺序完成一组特定的任务,可以让手机看起来在正常工作。

但即使Jobs走的是“黄金路径”,仍不停的需要一些最后一分钟的应急方案2来让iPhone能正常工作。在发布日那天,运行Grignon负责的无线射频软件仍有问题。管理iPhone内存的软件同样有问题。没人知道Jobs为演示手机而加的那些额外的电子器材,会不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

Jobs希望他在台上演示的手机屏幕能投射到他背后的大屏幕。大部分的公司在大屏幕上展示产品时,通常是用摄像头指向它然后直接拍摄。但对Jobs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观众会看到他的手指在iPhone的屏幕上滑动,这将影响他整场发布会的观感。因此他要求Apple工程师,花几周时间在他台上会用到的那台iPhone背面,搭了些额外的电路板和视频线。视频线连接到投影仪,这样当Jobs触摸iPhone上比如日历应用图标时,他的手指就不会显示在大屏幕上,但大屏幕上的图像会根据他手指的命令做出相应的响应。效果非常神奇。观众会感觉就像他们自己手中拿着一台iPhone似的。但让这套系统准确运行起来,又给iPhone带来其他一些重大的问题,在当时看来都一时难以解决。

iPhone上运行Wi-Fi射频组件的软件非常不稳定,以至于Grignon和他的团队不得不将手机的天线延长,连接到台下的有线上,这样无线信号就不需要传输太远。并且,还需要防止观众使用这段无线频率。“即使是基站的ID被隐藏了”–就是当笔记本扫描Wi-Fi信号时,不会显示这个Wi-Fi的ID–“(但是)观众席有5000个技术呆子(nerd)。” Grigon说,“他们可能会想办法入侵这些信号。”。他说,最后的解决方案是,调整了一下AirPort的软件,让它看起来是工作在日本而不是美国,因为在日本,Wi-Fi使用的一些频率在美国是被禁止使用的。

在保障Jobs预备在台上能畅通打电话这件事上,他们能做的很少。Grignon和他的团队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无线信号足够好,然后祈祷。他们让AT&T(iPhone的无线运营商)在会场内安装了一个便携式的小区基站发射塔,这样就能确保手机接收的信号足够强。接着,在得到Jobs的同意后,他们修改了程序,不管手机接收的真实信号是多少,都会显示五格信号。在Jobs打电话的那几分钟时间内,无线射频组件不太可能崩溃,但不敢保证在整个90分钟的演讲内都不发生崩溃。“如果像我们预测的那样,无线射频组件可能崩溃然后重启,我们也不想让观众席的人们看到这一点。”Grignon说,”所以我们强制写死软件,将无线信号指示栏固定为五格(表示信号最强)。”

但这些应急方案都没能解决iPhone最大的问题:如果一段时间处理了过多任务,它就会耗尽内存而不得不重启。Jobs带了很多demo设备上台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台的内存快耗尽了,他会切换到另外一台,然后让第一台重启。但是得知Jobs准备进行多少个demo展示后,Grigon担心可能存在太多的潜在失败点。如果在前数十个demo都没有发生灾难,那么它一定出现在最后阶段,就是Jobs计划同时在同一台iPhone上展示它所有顶级特性。他将会播放一段音乐,打一个电话,暂停电话,接听另一个电话,查找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一张照片给第二个通话者,在互联网上查找点东西给第一个通话者,然后再回到他的音乐。“我和同事们对这个阶段都非常紧张。”Grignon说,“那些手机都只有128M的内存”就只有20来张大点的数码照片那么大,“因为软件应用还没有正式完成,所以所有那些应用体积都很庞大。”

Jobs很少像这样把自己逼到墙角。广为人知的是,他是一个任务管理专家,他好像知道如何用力的推动他的员工来完成那些不可能的任务。但他总会有一个备用方案Plan B,这样当时间到了任务还未完成时,他还可以选择备用方案。

但是iPhone是Apple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唯一一个称得上酷的新产品。那段时间里,Apple的所有资源都倾斜到iPhone这个项目上,以至于没有其他任何后备方案。“当时只有Apple TV或者iPhone,”Grignon说,“如果当时在Macworld大会上,他只推出Apple TV,”就是一个将iTunes连接到电视上的产品,“全世界的人都会说‘这是啥破X玩意儿?’”

一想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可能毁于一旦,Grignon的胃就很疼。直到2007年,他几乎所有的职业生涯都是在Apple或附属公司度过的。1993年当他还在Iowa大学时,他和朋友Jeremy Wyld重新编译了Newton上的 MessagePad应用,使它能以无线的方式连接互联网。Newton作为一款产品,即使最终未能成功,很多人仍认为它是第一款主流的手持电脑。而在当时,他们的这个程序可是很火过一阵。而且帮他俩都在Apple找到了工作。Wyld最后去了Newton部门,Grignon则去了Apple著名的的R&D实验室– Advanced Technology Group(先进技术组) – 专攻视频会议技术。

2000年,Grignon去了Pixo,一家由前Apple软件工程师创办的公司,这家公司主要为手机和其他小型设备制作操作系统。当Pixo的软件最后在2001年运行在第一款iPod上时,Grignon发现他又回到了Apple了。

得益于在Pixo的工作经历,当时他不仅是视频会议技术方面的专家,在另两个领域也很杰出:电脑无线传输(Wi-Fi和蓝牙),和为小型手持设备(如手机)编写软件。Grignon进入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和硅谷传统工程师所处的世界全然不同。那些工程师大多不用考虑,他们的代码是否太占硬盘空间,或者是否超过了芯片的能力。桌面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硬件非常强大,可更改而且便宜;内存,硬盘甚至处理器都可较低廉地升级;电脑不是连在外接电源上就是外带巨大的电池。而在Grignon工作的嵌入式软件领域,硬件是固定的。太大的代码将无法运行。同时,也需要调校小小的电池来维持一整天的使用,而那个小电池也许只能给一台笔记本电脑维持数分钟使用时间。当Grignon在2004年底开始为iPhone工作时,他就拥有了一系列完美的技能,也就成为了这个项目早期的工程师之一。

现在,2007年,他却感觉身心疲惫。他的体重增加了50磅,婚姻关系紧张。iPhone团队很早就发现,做一款手机,根本不像电脑或者iPod那样,简单组装就了事。“非常戏剧性,”Grignon说,“每个人头脑里都被灌输了这种思想,这将是Apple下一个大事件。所以你将这所有超级自大超级聪明的人,放入一个空间紧张的地方,给予一定的压力,然后疯狂的事情就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Jobs“不得不”让Apple生产手机。自2001年发布iPod起,在他的核心圈子里就不停的讨论着这个话题。理由很明显:如果消费者只用携带一台设备来发电子邮件/打电话或者播放音乐,他们绝不会携带两到三台设备来干这些事。但是每次Jobs和高层们详细研究这个想法时,看起来都这想是个自杀式任务。对希望用手机浏览网页和下载音乐或视频的人来说,手机芯片和带宽速度都太慢了。电子邮件这个功能加到手机上倒是不错,但RIM公司的BlackBerry手机已迅速锁定了这个市场。

而且,Jobs不想和任何无线运营商合作。当时,运营商都想主导和手机制造商的合作关系,因为他们控制着网络,他们有他们的方式。Jobs,著名的控制狂,不能想象自己受他们摆布。Apple于2003年考虑收购Motorola,但是高官们迅速给出结论,对当时的Apple来说,那还是一次过大的收购行动(两个公司在几年后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合作)。

但到2004年秋,和运营商合作开始变得不那么费力了。Sprint开始批发出售它的无线带宽。这意味着,如果Apple从Sprint买下带宽然后重售,Apple就将拥有自己的无线运营商,也就是所谓的“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Apple有能力制造一款手机,但还从未和运营商打过交道。迪斯尼(Jobs是董事局成员之一)已经在和Sprint讨论这样一笔交易,用以提供自己的无线服务。Jobs问了大量的问题,考虑Apple是否也应该购买一个此类业务。2006年,在经过一年多的商讨后最终敲定,Apple和Cingular(后被AT&T收购)签订合作协议。听起来很难,但和Apple制造一款iPhone比起来,还是容易很多。

很多高管和工程师,因iPod的成功而春风得意,他们都以为手机就是缩小版的Macintosh。但是,Apple在2005年和2006年不是设计了一款,而是三款早期的iPhone版本。曾为该项目工作过的某人认为,当时Apple制造了六台能正常工作的原型机,每一台都有自己的一套硬件,软件和设计。有些团队成员精疲力竭,在第一款iPhone上市后就很快离职了。“它就像首次登月一样”,项目的关键高管Tony Fadell(他于2010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Nest)说,“我已经习惯了在一个项目中有一定程度的未知因素,但在这个项目里,由于它还在蹒跚前行,实在是存在太多未知的新事物了。”

OS X是每台Mac上运行的软件操作系统,Jobs想让iPhone运行OS X的更新版本。但是从未有人将类似OS X那样巨大的程序放在一个手机芯片上运行。软件将只有它正常大小的十分之一。成千上万行代码将被删除或者重写。工程师也只能模拟芯片速度和电池耗电,因为直到2006年才有真正的手机芯片。

以前主流消费类电子产品上也没有使用过多点触屏。电容触摸技术,就是通过手指或其他导体就可以实现“触摸”的电路,上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但是电容式多点触屏,就是使用两个或多个手指操作,并能独立识别的技术,就大大增加了复杂度。对这项技术的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中就开始了。众所周知,即便如此艰难,Apple最终还是在iPhone上使用了这种触摸屏,并且量产了。没有多少公司有这个财力和胆量去完成这个挑战。而下一步更为艰难,以至生产一个可用的原型机都将非常昂贵:将这项多点触控技术镶嵌在一块透明的玻璃中,让它足够智能到可显示一个具有自动校正功能的虚拟键盘,并足够成熟到能在这块屏幕上稳定地处理照片及网页。没几条生产线有制造这种多点触屏的经验。消费类电子产品的触摸屏以前通常是压力敏感触控屏,用户需要用手指或者触摸笔去按压它(这项技术在PalmPilot和它的继任者如Palm Treo颇为流行)。即便假定iPhone的多点触屏很容易制造,Apple的高管团队也不能完全确定知道他们开发的这些特性,如屏幕上的键盘,和“双击缩放”,确实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那些增强型功能。

早在2003年,一些Apple工程师就研究出了如何在平板电脑上使用多点触控技术。“问题是,Jobs想要一款可以在上厕所时读邮件的设备–这是产品需求文档的某种延伸,”项目早期工程师Joshua Strickon说,“但是假如你制造的设备,电池不足以足够支撑到能带到室外,芯片也不足以强到支持那些图像处理能力,那也无法使用。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该如何应对。”Strickon在2003年加入Apple前,曾在M.I.T为他的硕士论文制作了一台多点触控的设备。他说,由于在Apple对处理他和同事开发的这些原型缺乏共识,他认为公司不会将这项技术用于任何产品,他于2004年离开了Apple。

作为那时Apple的高管,Tim Bucher是公司里多点触控的坚定支持者。他说那些原型机的其中一部分问题在于,他们是基于OS X操作系统搭建的,而OS X当初设计出来就是用于鼠标操作,而不是手指移动操作的。“我们用的是一个10寸或12寸屏幕,运行的系统就像微缩版的MAC…你可以用不同的多点触控和手势动作来启动那些demo。其中一个demo是键盘应用会从底部浮上来–和两年后在iPhone正式版本上搭载的非常相似。但是原型机还不够漂亮。有很多的电线,机器也只是临时组装在一起的而已。”3

直到Jobs从2005年中开始真正的推动这个想法前,也没多少人真的认为触摸屏可以成为一种新式手机的核心。“他说,‘Tony,过来一下。这儿有些我们正在做的玩意儿。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可以用这个做一个手机吗?’”Fadell说,这个东西指的是Jobs当时正在玩的demo,“它非常大,几乎占满了房间。天花板上有个投影仪,可以将Mac的屏幕投影到上面,大小差不多一平方米。然后你可以触摸Mac屏幕,将东西移来移去,或是在上面画画。”Fadell知道有这么个触摸屏的原型,但不知道太多细节,因为那属于Mac产品部门,而他负责的是iPod部门。“最后我们都坐下来,严肃地讨论了我们能做些什么。”

Fadell非常怀疑是否能将如此巨大的原型缩小到能生产制造的范围。但他知道最好不要对Jobs说不。Fadell是Apple的超级明星之一。他于2001年以咨询师的身份加入Apple,协助打造第一款iPod。如果只是因为一些棘手的技术问题而畏首畏尾,他绝不可能走到今天的地位。2005年,iPod销量暴涨。那一年他只有36岁,争议性地成为公司最重要的那条产线的高管。

“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到”,Fadell说,“但知道是一回事,将满屋子的特殊材料和器件,用成本可控且可靠的方式,生产成亿万个手机大小的版本又是另一回事。”光是想想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就让人感到绝望。“你得去找知道怎么将这些技术放到玻璃里去的LCD制造商;你还得去找他们生产线的空余时间;为了不让触摸屏的像素电子元件产生各种噪声,你还得实现各种补偿和校准算法。”–这只是LCD上的事情。”光是制造触摸屏设备就是个大项目。我们尝试了两到三种方式去制造触摸屏,直到我们发现其中一种足以量产。”

缩小OS X和设计多点触屏这些任务,需要很多创意,做起来也非常困难。但至少还在Apple公司已掌握的技术范畴内。没人比他们更适合去重新思考OS X的设计。Apple和LCD制造商也很熟悉,因为每台笔记本电脑和iPod上都需要安装一个LCD屏。但手机完全是个全新的领域。当他们在2006年投入iPhone的设计时,才意识到他们对手机的了解真的很少。Apple建造了测试实验室和测试仪器来测试iPhone的天线。还制作了一些人类头颅模型,模型里填充了一些粘性物质来模拟人脑密度,用以测量用户在使用手机时可能接触到的辐射量。一位高管称,打造第一款iPhone至少花费了1.5亿美金。

从项目一开始,Jobs就希望他可以生产一种运行着OS X带触屏的iPhone,和他最后发布时的那款类似。但在2005年时,他还不知道研发会花费多长时间。所以Apple的第一台iPhone,看起来就像Jobs在发布会上介绍真正iPhone时展示的那张笑话胶片,一台中间有着老式拨盘的iPod。而原型机最初确实是一台具有手机射频模块的iPod,中间有个类似iPod操作转盘的拨号器。Grignon说,“向市场推出将那样的产品,设计制造起来很简单。但是,比起今天我们做的这些设备,就显得一点都不酷了。”

2006年初设计的第二款iPhone原型机,就非常接近Jobs最后发布的那一款了。它有一块触屏,运行着OS X,但手机全部由拉丝铝制造而成。Jobs和Apple的首席设计师Jonathan Ive为这个设计感到非常骄傲。但是由于他俩都不是无线微波技术的专家,他们未能意识到制作出来的东西只是一块漂亮的板砖。因为无线电波无法穿透金属。“我和Rubén Caballero(Apple的天线专家),不得不到会议室去给Steve和Ive解释,为什么不能无线电波不能穿透金属。”2008年离职的前Apple工程师Phil Kearney说,“这可没那么容易解释。大多数设计师都是艺术家。他们上的最后一节科学课还是八年级的时候。但他们在Apple又有很大的权利。所以他们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弄一些小缝隙让无线电波传出来呢?’你还得给他们解释为什么不行。”

前Apple的高级硬件执行官Jon Rubinstein称,关于手机尺寸大小,有过很一段长时间的讨论。“实际上,我主张有两种大小,一种是普通的iPhone那么大,另一种是像iPod那么大的iPhone mini。我认为前一种可以是智能机,而后一种可以是傻瓜机。但我们压根从没有去做小的那种。要完成这么多大项目中的一个,你真的需要全力以赴往一个方向使劲儿。”

iPhone项目如此复杂,以至它偶尔会威胁到整个公司,可能使其整个出轨。很多顶尖的工程师都被吸收进这个项目,导致其他项目进展缓慢。要是iPhone最后没成功4,那么Apple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其他大的产品可以发布。据项目高管称,更为糟糕的是,顶级工程师会对失败很灰心,很可能将就此离开Apple。

不仅仅是这些技术上的挑战,Jobs对保密也极为偏执。百来号为iPhone工作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即使他们已经被每周80小时的工作弄得精疲力竭,也不能和其他任何人谈论此事。如果Apple发现你在酒吧将这个项目告诉了一个朋友,或者甚至是你的配偶,你都会被炒鱿鱼。最开始,经理会询问你是否愿意加入一个项目,你必须在他的办公室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后,他才会告诉你这个项目是什么,你得再签一份文件确保你签署了保密协议(NDA),而且你不会向其他任何人透露此事。“我们在iPhone楼(purple dorm)的前门贴了一个写着’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标记,因为搏击俱乐部里第一条规则就是你可以和其他人谈论搏击俱乐部”,负责iOS软件的前Apple高级副总裁(去年10月离职)Scott Forstall,在2012年Apple和三星的官司庭审中作证,“Steve绝不会从Apple以外的公司雇人来制作用户界面,不过他告诉我可以调公司里的任何人来做这件事。”Forstall说,“因此我将想要的工程师们带到我的办公室,和他们坐下来,然后告诉他们’你们在现在的工作角色里都是超级明星。我这儿有一个项目,值得你考虑一下。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什么项目。我只能说,如果加入这个项目,你将不得不放弃所有晚上和周末时间,这将是你一生工作中最努力的工作的一段时间。’”

一个iPhone早期的工程师称,“我最中意那些供应商在发布后一天说的话”,有些大公司,像生产Wi-Fi射频芯片的Marvell公司,还有提供蓝牙射频芯片的CSR公司,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芯片将用于一款新手机上。他们原以为会是一款新的iPod。这位工程师称,“实际上我们做了些假的电路图和工业设计”。Grignon说,甚至在出差时,尤其是去Cingular出差,Apple会假扮其他公司的员工,“总之,你不想让接待员或者其他人碰巧发现你的工牌(上面有Apple的名字)”。

Jobs对于保密的偏执,最显著的证明就是,封锁了公司的iPhone工作区域,不为iPhone工作的人禁止进入。“Steve就爱这种事,”Grignon说,“他喜欢划分工作区域。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权限进入那些地方的人来说,就柑橘自己个‘大傻X’。每个人都知道公司的明星们是哪些人,当你开始看到他们都慢慢的从你的身边溜走,然后进入那些你没有权限进去的玻璃门后,那感觉真的很不好。”

即使是项目组内的人也禁止相互交流。设计电路的工程师不允许看软件。当他们需要测试硬件上的软件,他们拿到手的将是伪代码,而不是真实的代码。如果你软件工程师,你也只能是用模拟器来测试硬件性能。

除了Jobs核心圈子里的人,其他人都不允许进入Jonathan Ive位于二幢一楼的办公室。Ive的原型机保密非常严格。有的员工称,如果你没有权限就试图强行进入Ive的房间的话,刷卡器会报警。“那感觉非常奇怪,因为不是你故意绕开它就可以避开。它就在前台旁边的一个大铁门后面。时不时看到门被打开,就会想朝里瞄一瞄,但你永远不会那样做。”一位出了校门第一份工作就是为iPhone工作的工程师说。Forstall在他的证词里称,进入某些实验室,可能需要你进行多达四次身份验证。

在Jobs定的最后期限前完成任务的压力非常大,以至于普通的讨论都会迅速升级为大吵大叫。工程师如果感到精疲力竭,会退出工作一小会。当他们补充一段时间睡眠后,过几天再回来继续工作。Forstall的首席经理,Kim Vorrath,曾经重重地摔她的办公室门,导致门卡住了,然后把她自己给锁在里面了。同事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她给弄出来。“我们都站那儿看着,”Grignon说,“部分原因是很好笑。但也让你跳脱出来意识到这有多么XX。”

2007年1月9日,当Jobs开始谈论iPhone时,他说,“我期盼这一天已经期盼2年半了”。接着他对观众讲了很多消费者痛恨他们手机的故事。然后,毫无疑问地,他一一解决了他们所有的问题。

当时,Grigon和其他同事紧张地坐在观众席里。Jobs在台上用iPhone播放了一些音乐,还有一小段电影来展示手机漂亮的屏幕。他打了个电话来展示重新设计过的地址薄和语音留言。接着发了一条短信和一封电子邮件,展示在iPhone的触屏键盘上打字是多么的轻松的一件事。他再翻了翻照片,展示如何通过两只手指简单地按压和缩放,就可以让图片缩小或放大。他又用手机登陆到纽约时报和亚马逊网站,展示了一下在iPhone上浏览网页和电脑上效果一样好。最后他在Google Maps上找到一家Starbucks——还在台上打了这家店的电话——表示有一台iPhone在手,就永远不可能走失。

最后发布会结束,Grignon不仅仅只是放松了,他还喝醉了。事先他买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来镇定情绪。“我们当时在观众席第五排左右,工程师、经理、我们所有人,在每一段demo后都喝一小杯威士忌。差不多有5、6个人,每段demo结束后,负责那段demo的同事就猛干一杯。最终结束时,所有功能都(奇迹般地)正常工作了,我们也刚好把那瓶酒喝干了。那是我们看过最好的一次发布会。那天剩下的时间,整个iPhone团队都XX的爽翻了。我们整日都在市区花天酒地。挺乱的,但真的很爽。”


  1. Canned demonstration 罐头演示,表示事先准备好的胶片或视频,不是真正的现场演示;

  2. Last-minute workarounds 最后一分钟的应急方案,表示到最后还仍然有问题,需要一些应急方案解决;

  3. chewing gum and baling wire 口香糖和捆扎线,表示临时解决方案,并不是最终产品;

  4. a dud or not gotten off the ground at all 哑弹或根本没升空,表示产品没有成功;